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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商隐的唐诗之路直通黄岩灵石

2017-06-10 18:16:39  来源:中国台州网-台州晚报   陈明达

李商隐画像 图来自网络 黄岩灵石寺塔

唐诗之路经临海台州府 直通黄岩灵石寺

黄岩灵石寺传奇典故很多。

最忆是李商隐唐诗梦的摇篮“著书堂”。笔者最新发现,“唐诗之路”直通黄岩灵石——

李商隐童年是在江浙一带度过

李商隐(813—858),字义山,河南人,晚唐著名诗人。他和杜牧合称“小李杜”,与温庭筠合称为“温李”。

李商隐的童年是在江浙一带度过的。在他三四岁时,父亲李嗣受聘为浙东后转浙西观察使幕僚,举家移居江南。不幸,六年后,其父病逝,他们又回到故乡荥阳。李商隐自述“五岁诵经书,七岁弄笔砚”。十岁之前,他都生活在浙江,那么,他的启蒙教育笃定在浙江了。具体在浙江哪里呢?灵石寺是其中之一。

宋《嘉定赤城志》载:教忠崇报寺在县西五十里。东晋隆安二年建。旧传有僧诵《仁王经》而甘露降,遂名露山。后以寇孙恩屯兵其处,忽有飞石击之,退,遂改名灵石。有隋智顗繙(翻)经台,唐李义山著书堂,又有飞来石,或传自西北飘坠于此。一钟颇巨,云自海门浮至,镌“西度钟”三字。国朝绍兴初谢参政克家家乞为香灯院,遂改今额。明万历《黄岩县志》几乎一字不漏照抄。直至清同治年间诗人读书处“著书堂”遗迹尚存。县令孙憙《灵石书院碑记》:“旧有寺,唐李义山读书于此.有著书堂遗迹在焉”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“翻经台”、“著书堂”两个极具文化内涵的名字都被后人误解了。

偶见博文:“隋朝高僧智者大师(法号智顗),曾居此翻译佛经,原有智顗翻经台”。“翻”作“翻译”解,是时下主流高见。似有曲解命名者初心之嫌。“繙经台”是有出处、有典故的。繙经台,翻晒经卷之台,故又称“晒经台”。据宋陈舜俞《庐山记》卷二载:谢灵运“一见远公,肃然心服,乃即寺中观《涅檠经》,因凿池为台,植白莲池中,名其台日缗经台。”相传为范仲淹的母亲翻晒佛学经卷之处。台临荷池,可观长堤曲岸、宛转桥身、桃柳枫林。可知古人赶时髦并不比我们逊色。繙经台,白莲池,应是灵石寺附庸风雅之作。

“繙经台”误解事小,“著书堂”一误解,直接把李商隐在灵石读过书的事实“秒杀”了。

还举博文为例:“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(字义山),曾居此著书赋诗,原有李义山著书堂”。这一“揠苗助长”,直接把“著书堂”扼杀在摇篮中了。一个十岁不到的小屁孩居此著书赋诗,谁信啊!这里“著书”二字不能与时俱进作“写作”解。“著”,一字多义,还包括“着”的所有义项,因为,“着”是“著”的俗字。《博雅》著,明也;《中庸》形则著;《晏子·谏上篇》君之德著而彰。又《小尔雅》思也。又与贮通。《吴越春秋》从阴收著,望阳出粜。《注》著,置也。《直音》俗作“着”。“著”,可以是开始读书明理;可以是接触书开始启蒙教育;可以是在置、贮(藏)书堂读书,独独不能作“著书赋诗”解。前人的思路不能与我们接轨,恰恰证明不是后人杜撰出来的,是原汁原味的“东坡肉”。

考证李商隐至陈耆卿、王象之约四百年间,唐末五代藩镇割据,战乱频仍,钱镠采取保境安民和“休兵息民”的战略方针,使两浙之地有一个较长的稳定发展时期。历三代五王,至公元978年,吴越末代国王钱俶为了避免战乱,献土保民,创造三赢奇迹,两度化干戈为玉帛,社会安定。南宋时,政治经济中心南移,客观上使江南赢得了稳定发展的机会。在稳定的大环境下,灵石寺虽然没有大富大贵,但也没有大起大落,总是平平安安,传承有序,香火没有中断过。所以记载和传承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。

由此看来,有人认为唐李义山著书堂,非李商隐,而是南宋李义山,这种说法就值得商榷了。李商隐到未到过灵石寺暂且另当别论,跟南宋李义山肯定没有任何关系。南宋李义山1220年才中进士,《嘉定赤城志》1224年修成,《舆地纪胜》1227年成书,不可能有他的记载。对陈耆卿(1180—1236)、王象之(1163—1230)来说,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。

唐诗之路不只到天台。前有郑虔、骆宾王,后有李商隐。经过台州府,直通灵石寺。

李商隐曾一度对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兴趣,与当地的僧人交往,并捐钱刊印佛经,甚至想过出家为僧。这是否是对幼年时在灵石寺生活的美好向往呢?我们不得而知。他给我们留下的是谜一样的传说和梦一样的唐诗。“相见时难别亦难,东风无力百花残。”“身无彩凤双飞翼,心有灵犀一点通。”千古风流名句陶醉多少追梦人。

李商隐一家从绍兴出发到黄岩灵石

那么,李商隐有没有到过灵石寺呢?

两个原因可以确定记录真实无误。

一、上文说了,在他三四岁时,父亲李嗣受聘为浙东后转浙西观察使幕僚,举家移居江南。“官”是朝廷任命的,“僚”是“官”招聘的。幕僚是不能带家属住进官府的,要自己解决家属的吃喝拉撒睡的,而李家当时的经济状况是捉襟见肘,所以,急需一个蹭吃蹭睡的庇护所。这样,灵石寺就中标了。李家初来乍到,人生地不熟,灵石寺因为孙恩,读书人还是略有所知的。二、唐时,浙东观察使治所在绍兴,到灵石寺不算近,也不算远,也许李商隐一家就是从绍兴出发,经过“唐诗之路”来到灵石寺的。

因为把“著书”当作“写作”解,株连到人们怀疑记录文献的可信度。我们能见到的最早文献是《嘉定赤城志》、《舆地纪胜》两种。

《嘉定赤城志》是台州现存最早的官修志书。嘉定三年(1210),台州知府黄营聘陈耆卿编修府志,以陈维助之,一年后草稿成,因黄改知袁州而未果。十六年(1223),齐硕任台州知府,复延陈耆卿为统纂,姜容为主事,蔡范、陈维、林表民等为编辑,重修府志,经半年全书告成。作者陈耆卿(1180—1236),字寿老,叶适初读其文,即赞赏有加,读至佳处,不觉“惊诧起立”。曾说:“耆卿能以文人之笔藻,立儒者之典型,综合欧、苏,自成一家,他年成就不可估量。”陈耆卿终于没有辜负乃师的期望,十数年后,已“卓然为学者宗”。

《舆地纪胜》是南宋中期的一部地理总志,王象之编纂,成书于南宋嘉定、宝庆间,200卷。自序谓:此书“以郡之因革,见于篇首,而诸邑次之,郡之风俗又次之,其它如山川之英华,人物之奇杰,吏治之循良,方言之异闻,故老之传说,与夫诗章文翰之关于风土者,皆附见焉。”后人以其详赡分明,体例谨严,考证极其核洽,誉为南宋全国性总志中最善者。《舆地纪胜》编纂者王象之(1163—1230)﹐字仪父﹐金华人。父师古﹐绍兴二十四年(1154)进士及第﹐历任州县官。象之青少年时期﹐随父遍历江﹑淮﹑荆﹑闽等地。庆元二年(1196)登进士第﹐以博学多识著称。仕宦之馀﹐收集地理书及诸郡县地志﹑图经﹐随时编集﹐於嘉定十四年(1221)开始综合编纂﹐州县沿革一般亦以此时为限﹐约於宝庆三年(1227)成书。受到南宋史学家李埴﹑目录学家陈振孙的赞赏。王象之对各书记载的异同﹐加案语进行考订﹐“收拾之富﹐考究之精”﹐为当时所称。

毋庸置疑,陈耆卿、王象之两个都是值得尊敬和信赖的学者。转载、引用两书的《浙江通志》、万历《黄岩县志》、光绪《黄岩县志》也都是正史,是可信的。《嘉定赤城志》1224年成书,《舆地纪胜》约1227年成书,因为刻印需要时间,两书应该没有借鉴关系,而是各自引自现已失传的记载书籍。两书叙述格式不同也可佐证。需要指出的是,现在出版的《舆地纪胜》没有这个内容,但明薛应旂编著的《浙江通志》、光绪《黄岩县志》都明确出处为《舆地纪胜》。原因和《临海水土异物志》一样,原书已散失,是据各书所引《舆地纪胜》的原文辑录而成。

责任编辑:陈飞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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